客家妇女服饰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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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库时间】2015.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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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妇女的服饰，正属于草根的部分，其渊源于本土，渊源于蛮夷，毫不足怪，恰恰反映了客家文化的丰富多彩、博大精深。

□谢重光

旧时客家妇女服饰富有特色，最具特色的是发式、头饰和兰黑色的大襟衫。就发式来说，已婚妇女多梳髻子，其样式不一，少妇和中年妇女多盘成方髻；老年妇女盘成圆形，叫“牛屎髻”；新婚妇女喜欢把发髻盘得象一条独木舟，称为“船形髻”，或称“船子髻”。其具体情形，有人作了生动的描述：过去客家妇女的辫发很多是盘成高髻的，状如独木舟，谓之“船子髻”，系以红绳，插以银簪，髻上可套凉笠，髻端外露前翘，笠沿周围垂下长约五寸的五彩布条，微风吹来，彩条飘拂，确是别有风韵。

银簪源于蛮、越少数民族

其中的银簪，只是俗称，一般有三把，形状似剑，质地有金的、有银的、有象牙的、有木制的，古时也有铁制的。关于其由来，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有人从客家人都是北方南迁汉人后裔的印象出发，编出了如下的故事：古时客家先民在战乱中南迁，妇女们怕在慌乱中与家族走散了，遭到兵匪歹徒的骚扰凌辱，多带利器防身。后来为了携带方便，便高挽起头发，把小刀短剑当做束发的簪子，所以最初的簪子是铁制的。久后升平无事，生活好过了，簪子防身自卫的功能隐退，装饰美观的作用突出了，形制变小变巧，金的银的象牙的簪子也陆续出现了。

故事很美，似乎也合情合理，问题是，还有不少南方地区的妇女也有插刀剑形簪子的习俗。例如福州妇女头上就有三条簪，传说五代十国时南唐入侵闽国，闽越妇女不甘受凌辱，暗藏刀具防身，或把刀具插在发髻上，后辈人见三条簪插髻既好看，又能保护发髻不散，就把它继承下来成为一种习俗。这里对于习俗成因的解释虽很牵强，但已接近真相。而刘禹锡《竹枝词》描写蛮女“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她们的头上插戴的“银钏”、“金钗”，与客家妇女的银簪正是同一类型的饰物，更证明银簪、三条簪都源于蛮、越少数民族。

凉笠是“椎结之遗风”

凉笠属于头饰，关于其起源，明清以来的文人，多以理学的眼光，把它解释为旨在男女之防，是韩愈、朱熹或苏东坡实施礼乐教化的结果，即所谓文公遗制，或眉山遗制。江浙人梁绍壬清嘉道年间任官广东，他在笔记中有如下的记述：惠州、嘉应（州）妇女多戴笠，笠周围缀以绸帛，以遮风日，名曰“苏公笠”，眉山遗制也。

惠州、嘉应州都是客家人聚居区，所以这里讲的是客家妇女戴笠的情况。眉山是宋代文豪苏东坡的家乡，所谓眉山遗制，是说苏东坡当过惠州太守，此俗是因苏东坡教化而留下的美俗，故称“苏公笠”。但惠州近邻的潮州乃至潮州近邻的闽南漳、泉二州都有类似的习俗，苏东坡没有到过这些地区，那又应如何解释？潮州之俗归之于韩愈，漳、泉二州之俗则归之于朱熹。相关的记载很多，如广东潮州妇女出行，则以皂布丈余蒙头，自首以下，双垂至膝。时或两手翕张其布以视人，状甚可怖，名曰文公帕，昌黎遗制也。

昌黎是韩愈的故乡，紫阳是朱熹的别号。昌黎遗制是说经韩愈教化留下的美俗。韩愈、朱熹都有文公的谥号，所以不管是昌黎遗制还是紫阳遗制，都可称为文公帕或文公兜。经文人如此一解释，粤东、闽南客家、福佬地区妇女的蒙面或戴笠习俗，就与儒家礼教提倡男女之防的说教联系起来。

不过，如果细究起来，以上种种说法难免露出马脚。据学者研究，上述文人的各种说法，出现的时间都很晚，最早只能上溯到清代中期。而闽粤一带妇女以布蒙头遮脸的习俗，最迟在宋代就有了。

这些有异于中原内地的“旧俗”是“椎结之遗风”，是“蛮妆”，那显然不是汉俗，而是蛮夷之俗。那么，属于蛮妆的“敞衣青盖”到底是怎样一种打扮？“青盖”应是指头上戴着竹冠或笠子，用青、蓝、黑等深色布缠裹着。这种打扮，在晚近畲族人中还经常看到。如清代闽东、浙南畲族人“妇女高髻垂缨，头戴竹冠蒙布，饰璎珞状”。“头戴竹冠蒙布”，所蒙的布是畲族人自织自染的蓝布青布，那自然就是“青盖”了。

客家妇女服饰渊源来自本土

至于“敞衣”，应是说衣服穿得很暴露，身体的不少部分都露出来了。其情形，在著名的惠东妇女服饰中还能知其大概。福建省惠安县东部崇武城外山霞乡、小岞乡、净峰乡等乡镇的妇女，服饰很特别，其衣裤的式样百余年来不断变化，但基本特点不变，就是上衣很短，短到肚脐眼完全露了出来，大有“敞衣”遗意。而头饰的部分，或梳“大头髻”，或梳“螺棕头”，青年女子则不梳髻，但都要裹头巾戴篾斗笠。早期头巾是黑色的，称为“黑斗篷”，现在渐渐改为花头巾了；篾斗笠为竹编尖头涂黄漆，有防雨淋日晒的作用，一年四季出门就要戴。斗笠一戴，头巾一裹，脸部只露出眼睛，符合“青盖”的特征。综合服饰和头饰观之，其装扮实际就是“敞衣青盖”的活化石。

客家妇女的服饰打扮，与古时潮州蛮夷的 “敞衣青盖”是源与流的关系，而与当今畲族人及惠东女的特殊服饰，应是同源关系。客家学者王增能在描述客家妇女的“船子髻”之后，紧接着描绘客家妇女的大襟衫、深裆裤、围身裙、布鞋、银项圈、银镯子，结论是“打扮起来活像个畲族妇女”。这一结论，也印证了客家妇女服饰与畲族妇女服饰的同源关系，进而印证了客家妇女服饰的渊源来自本土、来自蛮夷。

客家妇女服饰渊源来自本土、来自蛮夷，这与客家文化具有浓厚中原情结的特点看似矛盾，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客家先民不但有来自中原和江淮的南迁汉人，也有赣闽粤边土著的越族，还有自荆湘迁徙至此的蛮族。汉、越、蛮三种文化要素充分涵化，都融入到新生的客家文化中，因而客家文化既有浓厚的中原情结，又有深厚的草根本色。其中原情结主要体现在精英文化中，体现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中，草根本色主要体现在衣食住行中，体现在民俗文化中。而客家妇女的服饰，正属于草根的部分，其渊源于本土，渊源于蛮夷，毫不足怪，恰恰反映了客家文化的丰富多彩、博大精深。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