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俊文/图
寻,却不遇
2011年国庆,我踏上前往福建惠安的旅程,寻找那个曾在我心中留下深深烙印的影子。
在泉州,打听到惠安女生活在一个叫崇武的海滨小镇,便买票坐上开往惠安崇武的长途汽车。崇武到了。喧嚣充斥着耳膜,一群摩的迎面而来,热情询问要不要坐车到海边沙滩;街道两旁的电器商城正大声广播国庆优惠的广告;堵在路口的货车焦虑地按着喇叭,提醒行人避让。
我在寻找惠安女的影子,但只看到一位大妈穿着传统服饰站在三轮车上招呼乘客,零星有几位带着花头巾的老人提着菜篮子在人海中飘过,身旁行色匆匆的年轻女孩不是身着休闲装就是学生装,哪里还看得出半丝半毫惠安女的风情?
“哈哈,现在,我们惠安女一般都不穿传统服饰了,那个太麻烦,也不时尚。只有在偏远渔村里,35岁以上的女人才会保留惠安女的装束。”“好粥道”小店的老板娘笑着为我解惑。走出粥店,我并未死心,总想在散步时或者不经意间,碰上几个如照片女主角般的惠安女,但依然失望。
得,之于大岞
偶然闯入一家摄影小店,居然碰到了惠安摄影家汪洪波(他在惠安采石场拍摄的作品《梦呓》获得“中国第十四届国际摄影艺术展”金奖)。“去一个叫大岞的渔村吧,哪里也许有你想要的东西……”汪洪波这样告诉我。
第二天,我乘坐三轮摩托来到大岞。安顿后,独自到附近的港口转转,希望遇上什么,找到什么。远远的,看到一群熟悉的身影,她们和记忆中的景象那么契合。头戴的黄斗笠鲜艳,蓝花花头巾耀眼,黑色的大脚裤在海风吹拂下鼓胀起来。而此刻,她们正用柔弱的肩膀担起一方条石,艰难地向前挪动。这不正是我寻觅已久的惠安女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无来由地,我撒开腿疯跑起来。心中在说,快一点、再快一点,这样就能离我的记忆近一些,更近一些。
走到近处,我楞住了。出现我眼前的,不仅仅有着蓝色头巾遮盖住的柔媚,还有一群“摄郎”正端着“长枪短炮”对着惠安女们狂闪。“头低一些”“肩再抬高一点”“稳住、别动!”……这群来自台湾的摄影师们正指挥着惠安女们摆出各种劳作的姿势,用照相机塑造出一个个只属于他们的惠安女形象。抬石头拍完了,紧跟着拍锯木头,甚至还指挥两个女子站在沙堆上摆出犁田的造型。其实在这样的渔村里哪里还有田地可种呢?看着这滑稽的场景,刚才兴奋劲顿失。
悟,而后了然
我知道用不了多久,这样的形象就会出现在各大摄影杂志上,读者们会以为这就是真实的惠安女,并将自我的感觉宣扬开去,吸引更多如我一样的人上前找寻。我感到了困惑,我所寻找的、真实的惠安女倒底是什么样?亦或想象中的惠安女根本不曾存在?难道我看到的惠安女只是一群模特为迎合所谓艺术的需要而摆出的造型?难道所谓的艺术就是用造作的姿势来掩饰这个时代传统的虚无与流逝?那么我此行的意义又在哪里?
晚上,与惠安女创造艺术基地主持人张汉忠老师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讲到了自己这些年接待来自全国各地摄影创造团队的经历;也讲到了自己对惠安女这一形象被摄影家们误导、误传的困惑;更谈到自己对惠安女人的深刻观察与了解。“惠安女的存在与扬名并不是因为那身特别的装束,她们身上不可抵挡的魅力来自于千百年传承不变的品质:勤劳、贤惠与坚毅。现在年轻的惠安女早已脱掉了那身传统装束,但不能说她们就不是美丽的惠安女……”
如醍醐灌顶,我突然明白,原来自己一直被惠安女的衣着标签所束缚,受制于形,受惑于心。其实我早已将她们遇见,却蒙昧而不知;其实她们一直就在我身边,却视而不见。她们就是外出打工的小妹,殷勤而精明的老板娘,随着丈夫跑客运的阿姨……
第二天,我坐上离开大岞的三轮车,对面是一个年轻女孩,她看着我手中的相机,好奇地问:“你也是专程来拍我们惠安女的吧?”我微笑着点点头。“你还需要惠安女模特吗?我只要戴上头巾也很漂亮的,而且收费也便宜。”她游说我。我微笑着告诉她:“谢谢,我已经见过真正的惠安女了,你们真的很不错。”
外人类学、民俗学专家关注的课题。其来源有种种传说,目前尚无定论。据史料记载,清代中后期,惠东妇女上穿黑色或紫色长袖挖襟衫,下穿黑色大折裤。衣长、胸、腰背宽阔,下沿稍呈弧形外展,与清代流行的“大夫衫”(长式挖襟衫)类似。不同的是袖口偏窄,袖子接长,故名“接袖衫”又名“卷袖衫”接袖的用意十分有趣,为的是让新娘入洞房时提起长袖以遮掩一脸羞红;过了这日,才在长袖一半处翻卷逢住固定。到了清未“接袖衫”各部分略为收缩,衣沿弧度加长,臂围宽度加阔并向外弯展,腰围处的中式纽攀减少,两个连在一起,袖口绕蓝布边。领围上刺绣图案由简变繁,领根下方形色布改为三角形。胸、背中线两侧缀做两块方形黑色、深褐色绸布,其四边各镶接一块三色形色布,改称“缀做衫”。裤子为“大折裤”又名“大筒裤”,俗称“汉装裤”。
少儿舞蹈展演作品李 伟 摄
孟 梦 李 婷
由中国文联主办、中国舞蹈家协会承办的第七届“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日前在北京落幕。活动展演了137个风格各异的儿童舞蹈作品,通过5场比赛使来自全国各省区市的4000多名小朋友齐聚一堂。
“小荷风采”不单是对日趋繁荣的少儿舞蹈创作和表演水平进行了一次检阅,更是对少儿舞蹈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引导,让人们在这些优秀的舞蹈作品中管窥出少儿舞蹈的真、善、美及儿童生活中的童心、童真和童趣。
真之情
生活的点滴凝聚成艺术的升华。优秀的儿童舞蹈作品离不开在生活中对儿童的心理和表现进行观察和捕捉。孩子们的思维活跃又跳动,平淡的生活在他们的眼里总是充满着无穷无尽的乐趣。
“纯真”是孩子们最珍贵的财富。舞蹈《追》从儿童生活中捕捉了形象生动的主题动作——跑,并将其提炼升华为舞蹈作品的主题动作,以你“追”我“跑”为主题,顺理成章地展现了儿童的生活情趣。小演员们在充满欢乐和喜悦的游戏中突显出好动的天性以及探索世界的热情。以生活中的小事为原型的舞蹈《妈妈我来帮帮你》巧妙地将五彩缤纷的抱枕作为道具,用以增强舞台表演的美感,弥补了孩子们因能力有限而容易造成动作单一的问题。作品以宝宝爱把屋子不断地弄乱,把抱枕当马骑,到处乱扔,最后却帮助妈妈收拾干净为典型动机,通过由点及面的发散式思维,展现出孩子们古灵精怪、活泼好动的本质。无论是跑跑闹闹的《追》、调皮捣蛋的《妈妈我来帮帮你》,还是突出德育的《劳动最光荣》,亦或是意在扩展想象思维的《手指宝贝》等,这些舞蹈不仅仅是生活中孩子们外在的生活形态和内在的思维再现,更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环节和瞬间,反映出了孩子与生俱来的童真。
在直面社会问题的现实题材舞蹈中,由广东省中山市外来务工子弟学校博爱小学的学生们表演的《爸妈我想你》,讲述了留守在家的儿童对在外打工的父母的深深思念。作品在小演员们认真的表演下,演绎出那种“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情绪,使得在特定的环境下所产生的情感同观众产生了共鸣。
舞蹈艺术作为一种桥梁,将美育内容和实际生活进行了结合。美育的内容因此富有了鲜明的生活气息,通过优美的艺术形象帮助少儿增强对美的正确认知,进一步扬起孩子心中诗意的风帆,并在美的愉悦中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创造力,给人以启迪、联想,并陶冶着孩子的心灵。
善之心
童心之所以纯真,是因为简单,而简单则是快乐之源。有人说七窍玲珑的童心是一株稚嫩的花蕾,经不起疾风暴雨的袭击。更有人说童心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石,在工艺师的手中,它会成为稀世珍品,而在庸人手中,它将会被玷污得失去光泽。
舞蹈《乐在天边》正是映射出了那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童心。憨态可掬的小企鹅扭动着肥胖的身躯,一摇一晃地向前行进,在冰面上笨拙地跳起了快乐的舞步。他们无忧无虑地玩耍嬉戏,简单与快乐的同时又天然地带有一种集体意识。《“豚”飞北部湾》则表现了微笑着的蓝色海豚在浪花之间穿梭畅游,直接而又形象地表达出小朋友与动物之间的爱心。舞蹈《天天》描绘的则是小朋友在看到汽车排放尾气对空气造成污染后的想法,用儿童特有的方式表达出他们对环境污染的看法。在生活中,梦想是那颗纯真而善良的心的产物,作品《小小冠军梦》以小见大,用“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赢得了喝彩。没有复杂的思想,没有华丽的肢体语言,仅仅是几下挥拳头的动作,以及宝宝说梦话的独白。虽然简单,却诉说出一颗小小的心里怀揣的大梦想。无论是对事物进行模拟的舞蹈题材还是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通过舞蹈艺术的教育充实了少儿善良的心灵,突显了儿童美育的成果。
我国古代儿童舞蹈的训练可以追溯到周代。据《周礼·乐师》记载:“谓以年幼时教舞,内则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古人的儿童舞蹈在“繁文缛节”中寻求对贵族子弟行为品德的约束与规范。随着舞蹈启蒙教育的发展,黎锦晖的儿童舞蹈创作使儿童舞蹈转向了生活化,另辟蹊径地创作出优美动听的儿童音乐,使之与儿童舞蹈相结合,并在生活中寻找灵感,创造了舞蹈语汇的新样式,对儿童舞蹈美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今天,儿童舞蹈也随之呈多元势态发展。恰如“小荷风采”舞台上所见到的,不仅仅是《鸭宝宝的烦恼》、《小鸡也疯狂》、《猴趣》等这类象形的模拟表演,还有《让眼睛休息一下》、《我爱机器人》等高科技融入生活的体现,更有《寻找回来的孩子》、《我的爸爸》等现实题材的儿童舞蹈。随着舞蹈题材范围的不断扩大,儿童舞蹈教育的任务也更为繁重了,虽然舞蹈在训练儿童外在形体和内在思维、心理以及感知能力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大多数舞蹈作品都是在时、空、力的前提下,用人体动作对少儿生命经验进行表达,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上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美之魂
童趣的画面,纯真而没有杂质。在舞美映射下的舞蹈形象构造出了一幅幅生动而又美丽的图画。无论是《我爱吃蔬菜》中的多彩蔬菜装、《今天我做主》中的时尚漂亮衣服、《铅笔橡皮谢谢你!》中的橡皮、铅笔装,还是具有美丽蝴蝶梦的《彩蝶舞飞扬》、展现民族特色的《苗岭鸡乐》、仫佬族的《童趣·辣椒钵》、黎族特有装扮的《海南岛·长寿歌》以及突出闽南惠安服饰的《渔家女孩》等,都是通过多彩的道具和绚丽的服装直接给人以美的愉悦。《快乐的音乐课》更是通过黑白色学生装穿插彩色的音符,将音乐课上的黑白琴键同愉悦的心情融为一体,展现出和谐与美好。
长期以来,中国舞蹈家协会通过“小荷风采”的展演平台和相关的研讨、交流活动,针对少儿舞蹈教育的目的、方法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将少儿舞蹈教育由相对狭隘、功利的观念向素质教育和美育教育进行拓展,扩展其深层教育的外延,并通过对广大幼儿、少儿的舞蹈启蒙教育,使其在学习舞蹈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个性、高尚的品德,启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经过第六届“小荷风采”的改革,“小荷风采”已经从原有的“比赛”升级成为“展演”,并给予优秀作品以“小荷之星”和“小荷之秀”的荣誉称号,以此表达出反对舞蹈教育功利化的社会倾向。所以“小荷风采”不仅体现了“公正、公平”的原则,还营造出了积极快乐的氛围和意境。荣誉的鼓励虽然重要,但美好的心灵却需要正确的指引来呵护。因此,在第七届“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中,我们收获了孩子们稚嫩可爱的表情和童真活泼的舞姿。这些美好都深深地隐喻着“小荷才露尖尖角”那含苞待放的美好与希冀。孩子们的真、善、美恰似潺潺的小溪,滋润灵魂深处的那一汪清泉;孩子们的笑容犹如炎炎夏日中的缕缕清风撩动着观众的心。正是舞蹈,保护了一颗颗快乐美丽的童心,这是美育的成果,更是希望的象征。
在福建泉州惠东半岛的海边,有个特殊的族群,就是名闻海内外的惠安女。这些女性不仅以其奇特的服饰——花头巾、短上衣、银腰带、大筒裤成为一道道靓丽的民俗景观,更是因家中男人多以出海捕鱼或出洋谋生,常年少在家,而使女性个性磨炼坚韧,成为全能媳妇,里里外外一把手,为惠东崇武增添了难以言表的人性魅力。
认识朵拉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东南亚的华文作家有个很好的习惯,经常以举办“亚细安创作营”、微型小说研讨会之类名义聚会,一些侨领、儒商出面主持,大家以文会友,其热络的气氛让人忘记置身在远离祖国的他乡。我与朵拉是在新加坡,还是在曼谷类似的场合认识的,记不清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的质朴、诚恳,对文学的执著、率真,一往情深。
如果说,出生于大马华人家庭的朵拉,对华文写作产生兴趣的最初是得福于父亲对她学生时代的华文和书法成绩的重视,得福于家族内叔叔姑姑,尤其是母亲的阅读喜好,那么成年之后,成家之后,成人之母之后,她仍与华文写作为伍,仍喜书、看书、买书、写书,则是缘于她的思索、观察与悟性,还有她的毅力与善心。
纵观她的微型小说自选集,可以看出,女性、家庭、两性关系是她从数千篇作品中精选出百篇成集的一个主旋律。当今大马拥有600多万人口的华人社会里,男尊女卑的陋习仍然习见,朵拉作为知识女性,用理解与同情的笔触,看破红尘似的淡然、淡定,描绘了多情的少女、哀怨的弃妇、作茧自缚的第三者、不甘矮化与欺凌的新女性……众多姐妹同胞的种种爱恨怨愁、沧桑哀伤、不畏强权的形象,与晦暗幽微的社会浮世绘跃然纸上,激励她们冲破险恶与迷惘,达到自信自尊自强自立之信念。
而在写作技艺上,朵拉的微型小说越趋成熟,有故事,有人物,节奏明快,构思简洁,这与她喜好丹青有关,带特征的单纯,有意味的简化,颇得微型小说这一新兴小说文体之精髓。
朵拉这么一个看似素净优雅的人,心中却有万般渴求。她写作高产,参会、演讲,足迹遍布大马各地和不少国家与地区,精力无比充沛,办事十分干脆。举个小小的例子。去年5月,她与丈夫小黑途经上海,匆匆来见我,二话没多说,送我一叠她的旧著新书,丢下了一句:我的自选集,请你写个序。一点客气话也没有就匆匆离去。同年秋季,我应邀参加吉隆坡华文书展期间,主办方安排北上参观槟城,本想与她约见面叙,在随行的《亚洲周刊》驻吉隆坡记者林友顺的热心联络下,终于与她通上了手机,不料她已南下吉隆坡书展去演讲了。同样也是一句客气话也没有,还怪我没有事先与她约定。
这大概就是“惠安女”的一种基因,了解她了不但不生疑,反而会感到她是多么单纯,多么可敬。
——(《朵拉微型小说自选集》序,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