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云霄

下午，我想去干洗店取衫裤，可回执小票找唔着，只好去干洗店甲伊人解释。

兴得喜日送衫裤珍时，我是娇走仔去个，当时接待员还呾走仔：“阿妹妹生到过雅，生来甲爸爸平样，会高，皮肤白。”我听了内心暗静欢喜。我想接待员应该会记得我。

这次，接待我个唔是送衫裤珍时喜个接待员。我说明了情况，伊朝熨烫房间大声呾：“王姐，前两日有人娇伊走仔来个，5件衫裤，你岂有印象？”

里面有人应呾：“高高个，有滴仔豪腰？”

接待员孬意思个看了看我，想阻止王姐继续呾，所以大声呾：“唔是啦。”

无想到，里面个声音继续呾：“头顶存无几条毛，黑不溜秋个，欲做呢？”

1906年，《赏奇画报》在广州问世。在首期画报刊登的征订广告上，一个西服挺括、头戴呢帽的男子手里举着面小旗子，上书“赏奇画报问世”几个大字，再细翻多期旧画报，用西服男子作主角的保健品、烟草和茶楼广告屡见不鲜。

彼时的广州城内，洋布正一步步吞噬着土布的市场，多家百货公司一到促销季，其洋货柜台会被夫人小姐们挤爆，卫生衫裤一度备受热捧；男人们不热衷逛街，自有全城星罗棋布的洋服店为他们提供高端定制和成衣售卖服务，“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西服风行全城，长袍马褂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也不会轻易退场，数百服装店各出奇招，竞技斗法，煞是热闹。

采写/记者王月华

热闹

促销

洋布流行 土布退场

夫人小姐扎堆百货公司

清末民初的省城繁华地，洋布的价格不断走低，渐渐由富豪专享的奢侈品变身为寻常百姓都买得起的日用品。

根据粤海关的报告，19世纪70年代，广州口岸的洋布平均进口价格为每匹六七个银元，远高于土布价格，因此有资本赶时髦的多是有钱人家，尤其是做洋布生意的西关富商，更是把洋布穿在身上当“活广告”。到了19世纪90年代，洋布的进口价已降至约2元/匹，比土布卖得便宜多了。

清末岭南名士梁鼎芬修订的《番禺县续志》这样描述洋布的竞争优势：“洋纱幼细而匀，所织成之布，自比土布而可爱，而其染色更娇艳夺目，非土布所能望其项背……”到了上世纪初，市面上每尺洋布的零售价也只卖到几分钱，大大便宜过土布。再加上广州是“西风东渐”的前沿阵地，归国留学生一日多过一日，他们皆以西式服饰为时髦，洋布凭借价格与受众扩大这两大优势，在市面上几乎“一统江山”。

长堤一带的各大百货公司是最重要的洋装集散地。先施、大新、真光等百货公司几乎每年都有长达近一个月的“促销季”，它们在报上打出广告，招徕消费者“勿失机会”、“快来买平货”。根据1925年一期《广州民国日报》的报道，一个时尚女生绝不能少了布衫、布裙、丝袜、粉底、玳瑁发夹、手袋、头花、镶黑漆皮白布鞋等洋货作为“标配”。这些“标配”，都能在百货公司“一站式”买齐。因此，各大百货公司一到促销季，其洋货柜台就会挤满富贵人家的夫人小姐。“衣香鬓影，此往彼来，弄得水泄不通，插足无地。”

除了洋装外，皮草也是这些夫人小姐的心头好。当时的皮草店多集中在濠畔街，那里小小一件帽兜往往都要价值数十银元，几乎相当于一个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的确十分奢侈。

街头

时尚

西装革履 长袍马褂

数百服装店全城斗法

如果你穿越到100多年前的广州街头，让你惊讶的未必是女人衣饰的精致，反而是男人服装的“混搭”成风。放眼望去，有人西服革履；有人穿中山装；有人长袍马褂；还有人西装里边罩着件长衫，脚蹬皮鞋，令人侧目。

男子服饰的多元正是那个年代多种文化冲撞激荡的体现，这股超级“混搭风”也催生了兴旺的服装定制和成衣售卖业。据由省地方志编委会主编的《广东省志·丝绸志》记载，清末民初，广东约有600多家服装店，提供西装、军服、学生装和长袍马褂等各类服装的定制与售卖服务。六二三路和十八甫南路一带，洋服店成行成市，新式缝纫机在这里响个不停，不是英国的“胜家牌”，就是德国的“飞佛牌”。

知名服装店在报纸上打出广告，或是声称制衣师傅是技术精良的“海归派”，或是夸耀自家西装制作技术全城最优，也有一些不厚道的店家，玩起了“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策略。比如一家字号“升和”的洋服店，在报上炫耀自家师傅手艺的同时，不忘贬低同行，说“年来广州一隅，洋服店增设凡十余间，可谓繁盛，然其中于裁剪式类各等，皆不肯悉心研究，故欲求一新式者不可得”。

根据粤海关于1906年发布的报告，全广州当年新增裁缝店约百余家，多以定制售卖西服为业，制作西式呢帽的店家也大有增加，当年冬天，头顶西式呢帽出门的男人居然占到了七成以上，很多旧式帽店门庭冷落，不得不改弦更张。

说实话，读到这一结论时，笔者内心颇有些狐疑，难道粤海关的官员还到街上明察暗访数人头不成？不过，不管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少水分，西式服饰备受热捧却是一个不争事实，由此催生出了信孚成记洋服、亚细亚洋服、金陵洋服、文华洋服等民国知名洋服店。

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路附近的昌兴街更成了有名的洋服一条街，洋行职员、政府官员、学校教师乃至爱时髦的学生是其最忠实的顾客。根据当年的画报，西装、墨水笔、金手表、白草帽和透明丝袜是一个时髦男子的“标配”，没有它们，出门就甭想标榜自己是高富帅。要想配齐这些“装备”，当然就得求助于星罗棋布的洋服店和洋杂货店。

商战

故事

卫生衫裤 市民新宠

“利工民”成就商业传奇

清末民初的省城繁华地，在衣物方面，除西装之外，最畅销的舶来品要数针织袜子和内衣了。它们凭着远胜于土布袜子和衬衣的柔软与舒适度，成为市民新宠，可谓男女通吃，老少咸宜。各大广告公司打广告时，必把这两种洋货单列出来，招揽消费者。比如，1913年先施公司在长堤大马路开张大吉，其开业广告列出的新到货品中，线袜和线衣赫然名列前两位；而光商公司在1910年5月打出的广告中，“男女线纱裤”是其刻意宣传的王牌商品之一。当时的针织内衣又被称为“卫生衫裤”，这个名字一直流传到现在。虽然，我们今天说起这个词，总觉得有点土，但在当时，“卫生衫裤”绝对走在了时尚最前沿。

“卫生衫裤”的流行也在广州造就了一个商业传奇，那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已闻名全国，传统绵延至今的中华老字号——“利工民”。“利工民”的创始人冯寿如先生可是个人物。1921年，他拿出400银元的本钱，买了几台手摇袜机，在同兴街开了家袜厂。当时，线袜穿着是舒服，但不如布袜结实，一双几角钱的袜子，穿几次就破了，普通市民难免心疼。冯老板特意将袜嘴加厚，这一技术创新很快打开了市场，产品不仅在广州卖得好，还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

1928年前后，广州线袜市场饱和，大打价格战，冯老板不愿卷入恶性竞争，于是另辟蹊径，进入卫生衫市场。“利工民”进行了很专业的市场细分，“秋蝉牌”使用40支纱，主攻大众市场；“金鹿牌”使用100支纱，专打高端市场。到了上世纪30年代，“金鹿牌”卫生衫的销量超越了很多洋品牌，不仅在广州市场一枝独秀，还远销港澳南洋。

白富美“标配”

布衫、布裙、丝袜、粉底、玳瑁发夹、手袋、头花、镶黑漆皮白布鞋等洋货是时髦女子不可少的“标配”。这些“标配”都能在百货公司“一站式”买齐。

高富帅“标配”

西装、墨水笔、金手表、白草帽和透明丝袜是当时洋派“高富帅”的“标配”，为此催生出繁荣的成衣售卖和定制业。

少儿舞蹈展演作品李 伟 摄

孟 梦 李 婷

由中国文联主办、中国舞蹈家协会承办的第七届“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日前在北京落幕。活动展演了137个风格各异的儿童舞蹈作品，通过5场比赛使来自全国各省区市的4000多名小朋友齐聚一堂。

“小荷风采”不单是对日趋繁荣的少儿舞蹈创作和表演水平进行了一次检阅，更是对少儿舞蹈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引导，让人们在这些优秀的舞蹈作品中管窥出少儿舞蹈的真、善、美及儿童生活中的童心、童真和童趣。

真之情

生活的点滴凝聚成艺术的升华。优秀的儿童舞蹈作品离不开在生活中对儿童的心理和表现进行观察和捕捉。孩子们的思维活跃又跳动，平淡的生活在他们的眼里总是充满着无穷无尽的乐趣。

“纯真”是孩子们最珍贵的财富。舞蹈《追》从儿童生活中捕捉了形象生动的主题动作——跑，并将其提炼升华为舞蹈作品的主题动作，以你“追”我“跑”为主题，顺理成章地展现了儿童的生活情趣。小演员们在充满欢乐和喜悦的游戏中突显出好动的天性以及探索世界的热情。以生活中的小事为原型的舞蹈《妈妈我来帮帮你》巧妙地将五彩缤纷的抱枕作为道具，用以增强舞台表演的美感，弥补了孩子们因能力有限而容易造成动作单一的问题。作品以宝宝爱把屋子不断地弄乱，把抱枕当马骑，到处乱扔，最后却帮助妈妈收拾干净为典型动机，通过由点及面的发散式思维，展现出孩子们古灵精怪、活泼好动的本质。无论是跑跑闹闹的《追》、调皮捣蛋的《妈妈我来帮帮你》，还是突出德育的《劳动最光荣》，亦或是意在扩展想象思维的《手指宝贝》等，这些舞蹈不仅仅是生活中孩子们外在的生活形态和内在的思维再现，更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环节和瞬间，反映出了孩子与生俱来的童真。

在直面社会问题的现实题材舞蹈中，由广东省中山市外来务工子弟学校博爱小学的学生们表演的《爸妈我想你》，讲述了留守在家的儿童对在外打工的父母的深深思念。作品在小演员们认真的表演下，演绎出那种“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情绪，使得在特定的环境下所产生的情感同观众产生了共鸣。

舞蹈艺术作为一种桥梁，将美育内容和实际生活进行了结合。美育的内容因此富有了鲜明的生活气息，通过优美的艺术形象帮助少儿增强对美的正确认知，进一步扬起孩子心中诗意的风帆，并在美的愉悦中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创造力，给人以启迪、联想，并陶冶着孩子的心灵。

善之心

童心之所以纯真，是因为简单，而简单则是快乐之源。有人说七窍玲珑的童心是一株稚嫩的花蕾，经不起疾风暴雨的袭击。更有人说童心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石，在工艺师的手中，它会成为稀世珍品，而在庸人手中，它将会被玷污得失去光泽。

舞蹈《乐在天边》正是映射出了那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童心。憨态可掬的小企鹅扭动着肥胖的身躯，一摇一晃地向前行进，在冰面上笨拙地跳起了快乐的舞步。他们无忧无虑地玩耍嬉戏，简单与快乐的同时又天然地带有一种集体意识。《“豚”飞北部湾》则表现了微笑着的蓝色海豚在浪花之间穿梭畅游，直接而又形象地表达出小朋友与动物之间的爱心。舞蹈《天天》描绘的则是小朋友在看到汽车排放尾气对空气造成污染后的想法，用儿童特有的方式表达出他们对环境污染的看法。在生活中，梦想是那颗纯真而善良的心的产物，作品《小小冠军梦》以小见大，用“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赢得了喝彩。没有复杂的思想，没有华丽的肢体语言，仅仅是几下挥拳头的动作，以及宝宝说梦话的独白。虽然简单，却诉说出一颗小小的心里怀揣的大梦想。无论是对事物进行模拟的舞蹈题材还是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通过舞蹈艺术的教育充实了少儿善良的心灵，突显了儿童美育的成果。

我国古代儿童舞蹈的训练可以追溯到周代。据《周礼·乐师》记载：“谓以年幼时教舞，内则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古人的儿童舞蹈在“繁文缛节”中寻求对贵族子弟行为品德的约束与规范。随着舞蹈启蒙教育的发展，黎锦晖的儿童舞蹈创作使儿童舞蹈转向了生活化，另辟蹊径地创作出优美动听的儿童音乐，使之与儿童舞蹈相结合，并在生活中寻找灵感，创造了舞蹈语汇的新样式，对儿童舞蹈美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今天，儿童舞蹈也随之呈多元势态发展。恰如“小荷风采”舞台上所见到的，不仅仅是《鸭宝宝的烦恼》、《小鸡也疯狂》、《猴趣》等这类象形的模拟表演，还有《让眼睛休息一下》、《我爱机器人》等高科技融入生活的体现，更有《寻找回来的孩子》、《我的爸爸》等现实题材的儿童舞蹈。随着舞蹈题材范围的不断扩大，儿童舞蹈教育的任务也更为繁重了，虽然舞蹈在训练儿童外在形体和内在思维、心理以及感知能力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大多数舞蹈作品都是在时、空、力的前提下，用人体动作对少儿生命经验进行表达，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上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美之魂

童趣的画面，纯真而没有杂质。在舞美映射下的舞蹈形象构造出了一幅幅生动而又美丽的图画。无论是《我爱吃蔬菜》中的多彩蔬菜装、《今天我做主》中的时尚漂亮衣服、《铅笔橡皮谢谢你！》中的橡皮、铅笔装，还是具有美丽蝴蝶梦的《彩蝶舞飞扬》、展现民族特色的《苗岭鸡乐》、仫佬族的《童趣·辣椒钵》、黎族特有装扮的《海南岛·长寿歌》以及突出闽南惠安服饰的《渔家女孩》等，都是通过多彩的道具和绚丽的服装直接给人以美的愉悦。《快乐的音乐课》更是通过黑白色学生装穿插彩色的音符，将音乐课上的黑白琴键同愉悦的心情融为一体，展现出和谐与美好。

长期以来，中国舞蹈家协会通过“小荷风采”的展演平台和相关的研讨、交流活动，针对少儿舞蹈教育的目的、方法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将少儿舞蹈教育由相对狭隘、功利的观念向素质教育和美育教育进行拓展，扩展其深层教育的外延，并通过对广大幼儿、少儿的舞蹈启蒙教育，使其在学习舞蹈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个性、高尚的品德，启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经过第六届“小荷风采”的改革，“小荷风采”已经从原有的“比赛”升级成为“展演”，并给予优秀作品以“小荷之星”和“小荷之秀”的荣誉称号，以此表达出反对舞蹈教育功利化的社会倾向。所以“小荷风采”不仅体现了“公正、公平”的原则，还营造出了积极快乐的氛围和意境。荣誉的鼓励虽然重要，但美好的心灵却需要正确的指引来呵护。因此，在第七届“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中，我们收获了孩子们稚嫩可爱的表情和童真活泼的舞姿。这些美好都深深地隐喻着“小荷才露尖尖角”那含苞待放的美好与希冀。孩子们的真、善、美恰似潺潺的小溪，滋润灵魂深处的那一汪清泉；孩子们的笑容犹如炎炎夏日中的缕缕清风撩动着观众的心。正是舞蹈，保护了一颗颗快乐美丽的童心，这是美育的成果，更是希望的象征。

黄晨

在泉州城区东南方的临海处，有座村落名叫“埔”。它地方不大，却以独特的习俗，为远近三乡五里的人们所知晓。其中，梳着“粗脚头”、身着“大裾衫”、耳佩“丁香钩”的埔女成为这里的一道美丽风景线。

听当地人说，埔女的这种穿戴，是宋杨八姐服饰的遗风。也有人认为，这是宋元时期遗留下来的阿拉伯人风俗；还有人指出，这类穿戴风俗是原始人类的遗存。

早报记者朱淇齐 实习生 王劲博 文/图

早年学艺

成代表性传承人

今年五十多岁的黄晨，一生酷爱“埔女服饰”艺术。由于他制作的埔女服饰、头饰等非常有名，成为该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近日，记者一行前往埔渔村，在市场附近的埔服饰传习所内见到黄晨，他正在工作室里赶制一件埔女服饰。得知记者的采访意图后，他放下手中的活儿，与记者聊起了家常。

原来，黄师傅是埔当地人，其舅公是当地比较有名的裁缝师傅。因为从小就受到舅公的熏陶，从十一岁起，他就跟着舅公学做衣服。二十来岁就自立门户开了一间裁缝铺，专门帮当地人制作埔传统服饰。

黄晨说，埔女服饰是纯手工制作，纽扣都是布纽扣，要一针针缝出来，一件上衣要花五个小时才能做好，他学了三年才学会做一套完整的衣服。虽然当时做裁缝师傅很辛苦，可这一经历为他现在制作精美的埔女服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以前在艰苦时代，用来做衣服的布非常珍贵，每个人拥有的衣服非常少，只有两三件。而埔女日常都穿着传统服饰。因此，我们做裁缝这行是十分吃香的，收入也高。到了改革开放后，年青一代的埔女就开始赶潮流穿时装了，找我做传统服饰的人越来越少。经过时间的洗礼，这样的传统服饰也正慢慢淡出现代的服装潮流。时至今日，除了埔老人还会找我订做、修补传统服饰外，年青一代的埔女及小女孩，虽也买传统埔女服饰，但多数是在重大民俗活动或者办喜事时才穿。”黄晨告诉记者。

对于这门手艺的传承情况，黄晨显得很无奈，“虽然政府为挽救这一濒临消失的本土传统手工艺，以传统服饰进课堂，办‘时装秀’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希望借此引发当地群众传承热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穿戴传统服饰的人越来越少，会做‘原版’埔衣的人更是凤毛麟角，这门手艺正面临失传的尴尬。

与众不同的渔女服饰

在黄晨的工作室，记者看到陈列柜上展示出不少纯手工缝制的埔女服饰，这些原生态的埔女服饰别具风情，上衣斜襟掩胸的右衽衣，布纽扣，简朴宽松，以青、蓝为主调，裤子是黑色宽裤筒，大约一尺，裤头比腰围大半尺，多用白、蓝两色。

采访中，记者一直对它的传统造型、款式比较好奇，为什么“大裾衫”以宽大为主，仔细探究后，才发现这类服饰的形成与当地的生产劳作密不可分。在渔业生产过程中，动作幅度都比较大，而衣裤宽大舒适就显得非常必要。

据黄师傅介绍，埔女的服装乍一看是夸张单调，实则是突出实用性。过去，为方便劳动需要，服装大多简朴宽松，上衣的肩、臂、胸、腰的尺度力求与身体相协调，但衣袖均比惠安女长，穿在身上既显示出柔和的曲线，又不失女性苗条与丰满。色调以浅淡的自然色为基调，上衣为青、蓝色调与碧海、蓝天、青山绿水融为一体，显示出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氛围。黑色的裤子，显示其稳重，宽筒裤，也是便于劳作需要，在海滩上劳动，卷起裤筒既不弄湿裤子，挑担行走又轻松自如。而一整天在海边劳作，海滩上又无遮无掩，男女混杂，只要挽起裤筒就可“方便”，这也是出于保护身体的需要，方便讨海劳作。

在那个布料紧缺的年代，为了让衣物耐风化日晒和海水侵蚀，埔女的服饰，还曾一度流行用荔枝树皮薰汁染成紫红色做上衣，这种上衣适合渔民劳动需要，不易被渔网缠住，不怕海水打湿，也不易脏。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埔女服饰与福建东南沿海的渔女服饰同样是受海洋文化和历史传统影响，服饰款式相似，不同的是由于气候、风俗等因素，衣服的长短、装饰细节大相径庭。值得一提的是，埔女服饰和惠安女服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既兼顾美观又便于在海水中劳作。

学界总结惠安女服饰具有“封建头、民族肚”的特点，埔女服饰则是“民族头、封建肚”。但埔女奇特的头饰、服饰和不饰雕饰的渔女原生状态，又充分展现了埔姑娘质朴、勤劳的特色风貌。

本土文化中的特色标志

记者在进入埔渔村时，还注意到，现在村里大部分居民已不再穿着传统埔女服饰了。而依然穿着此服饰的小部分人以老人居多，一般是上了年纪的长者。年轻的一代早已换上时下的流行服饰。时间的推移正改变着当地人的着衣取向。

针对这一现象，黄晨表示，时代在变，不可能寄望于每个埔女都坚持穿传统服装，但埔女服饰作为本土文化中的特色标志，其文化价值绝不能被遗忘和忽视。因此，为了适应市场发展需求，他在制作埔衣服时，对埔女服饰进行重新包装，在原有传统特色基础上注入了不少时尚设计元素，从图案、色彩、剪裁、造型上都有新的突破，时新的样式，布料多样化，亮片、扣子也成了装饰，背后还设置有拉链……让其在保留古朴韵味的同时，又不乏现代时尚气息，以此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

据了解，近年来，政府正在着力于打造埔渔村的文化特色。因此，当地人对埔文化，特别是埔女服饰的关注度也在逐步提高。从2004年开始，每逢重大民俗节日、历届举行的文艺晚会中，以埔服饰为主的舞蹈、时装秀表演等节目也被搬上了舞台。

目前，埔女生活习俗已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黄师傅表示，作为埔女生活习俗代表之一的埔女服饰不仅是当地的宝贵文化财富，同时也是研究埔文化起源和民俗风情的重要依据。

惠女服饰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水坤 摄）

每逢盛会，惠安女就会盛装出行。（林水坤 摄）

（上图）学者们认为惠女服饰糅合了多民族元素，因此十分独特。（陈小阳 摄） （下图）有学者认为惠安服饰是“敞衣青盖”的“活化石”。 （水坤 摄）

本版文字：本报记者陈士奇吴拏云

观点一

各族影响，

自成一派独特装束

依据：纹样

讲解人：黄坚(泉籍画家、《惠东妇女服饰的传承与变异》作者之一)

唐朝中叶，因“安史之乱”导致大批汉人南迁，开始进入闽粤赣边区。在我看来，其对惠东族群的影响也就此开始。此后居住在这个区域的畲、瑶、僚、俚、奚、等诸族群逐渐融入于汉民族之中，同时，不同群体之间也相互影响、吸收，由此也使得惠东地区的妇女所穿的服饰在某些方面的源流上，与诸多族群服饰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联系。

在惠东民间曾有一个关于惠女服饰的伤感故事流传至今，相传在南宋末年，李文会来小岞隐居，启程时欲把从海南强行抓来的黎人贵族康小姐纳为妻。婚后虽育有两男两女，但被迫出嫁的康小姐却始终怨气未消。待到女儿出嫁之时，康小姐便把出嫁的女儿打扮成自己被劫时的模样。其先是将女儿的头梳成蝴蝶髻，其重20斤，高两尺，再取来一方乌巾遮盖住女儿的脸庞，借由此也表达着自己被抢时不愿让人看见美丽容颜和讨厌看丑陋郎君的心理。而为女儿戴上的厚重银镯，则象征了自己当年被抢时的所被迫带上的铁铐，特地在女儿嫁衣裤上剪破几个洞，并打上补丁，以此重现当年自己被抢时被扯破的衣裤。而在出嫁前，康小姐亦将女儿的嫁衣裁短，仅让布料遮蔽其胸部，并将裤头放宽，且截短至膝部，进而系上银裤链，以此重现自己年少时被迫嫁人时因反抗挣扎，衣服脱落的情景。虽然只为排解心中的怨怒，但康小姐特意为女儿装扮的嫁衣却意外地受到当地人的青睐，从而被流传推广，最后演变成了惠女服饰。而对于服饰的特点，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其仅是康小姐根据自己的想法所设计，但更多的人认为其是在海南黎族服饰上进行了修改，因此也推断惠女服饰与黎族服饰存在着关联。

与这一传说相呼应，在学者陈国华在1984年所著的《惠安女族源初探》一文中也曾有所论述道：“惠东南服饰与越南京族、黎族，广西、云南、贵州的苗族、瑶族较为相同。”当中所谈及的少数民族皆属于百越族的后裔，而从现有的惠女服饰中，也能发现与一些少数民族服饰的相似点，如惠安女头戴斗笠时，有点像黎族人和京族人。而其短小的上衣，则颇像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服饰、而所绣纹样则与瑶族有着较高的相似度。此外，惠女所穿的衣裤色彩也有着蒙古族喜爱的颜色，如绿色、黑色、蓝色，而这些用色也与云南水族的服装相似度甚高。

多年来，在对惠女服饰进行的研究过程中，我也惊奇地发现，这种带有强烈少数民族特征的服饰在汉族服饰中是十分少见的，尤其是它与苗族、瑶族、黎族、彝族等少数民族服饰有着相近似的纹样和用色，而这也许与惠东族群源于闽越族的原因有关。

此外，我也认为惠女服饰在发展中汲取着华夏族的一些东西，如绣花在华夏族早期服饰并不多见，直到清代才多了起来，而从清朝的官服民服上也可看出其对于惠女服饰的影响，由于这个时期为晚清时期，人们习惯穿着马甲或者一个多纽袢的背心，由此也对近代惠女服饰有着影响，特别是惠女身着的用以防寒的“贴背”。

此外，由于迁徙各族的影响，各朝代的纹样在惠东妇女服饰样中均有反应，如元代的缠枝莲，唐代的穿枝式组织形式，宋代在唐草纹或写生折枝花基础上略有变化，清代的吉祥纹样等，这些现象也从另一个侧面反应惠女服饰在纹样上汲取着多民族的历史文化符号。因此我也认为，惠女服饰的主流是起源于古百越诸族，而在历史传承过程中，其不断汲取不同民族的一些服饰因素，并产生一定的变异，才衍生出富有特色的服饰，进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观点二

百越族遗风，“土著”服饰保留至今

依据：服饰特点、纹样

讲解人：曾梅霞(惠安女民俗创作基地负责人)

一直以来，对于惠女服饰的起源，古代史书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若追溯其发源，我认为应是一种纪念本族历史文化象征，而其所谓的本族，在我看来，则是生活在惠东地区的“土著族群”，也就是“古百越族”的后裔。

早在1957年至1977年间，惠安崇武镇以东五里的崇武大岞村大岞山东坡上，曾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在地面上零星遗存陶片上，亦出现了绳纹、斜线纹、云雷纹及附加堆纹等纹样，其与现今惠安女服饰上所绣缝的纹样十分吻合。而据考古学家推测，远在四千年多前，当地曾生活着一支以渔猎为生的氏族部落。由此也反映出了在远古时代，崇武大岞村地区已有了古代闽越族或其他先民活动着。

西汉武帝时，闽越遭平国迁众，包括“闽越”在内的“百越”及其各族渐渐消失在历史文献记载中。但在迁徙过程中，虽大部分的闽越族人迁至江淮一带，但仍有大量后裔留守闽南之地，继续生活，同时也保留了部分百越族先人的习俗。

另外因自古以来，闽南沿海地区便是重要的国防海域，历代朝廷会派遣官兵前来驻守，随着时间推移，许多汉族士兵便与本地的“土著”女子通婚，由此也促使不同文化在此相互融合，一些百越族旧俗被渐渐汉化，但其带有鲜明特色的着装风格却被沿承下来，并历经各个朝代的演变，与长期的海洋生态环境杂糅成特异的乡土习俗，当地妇女们世代保留着“闽越族”传统服饰的特色，也就成了如今看到惠女们的独特装束。

观点三

蝴蝶崇拜，

装束暗藏峒民族徽

依据：头饰与纹理

讲解人：陈细送（73岁的小岞镇居民）

依据传统习俗，惠东女出嫁必把髻尾束成蝴蝶般的形状，以此区分已婚或未婚。关于惠女服饰与蝴蝶的传说，我还记得儿时从家中长辈口中听到的一个传说，其源于在惠安城内下井街南仔桥脚有一洞，那里有一泓清水，涓涓而流。相传这个洞便是“蝴蝶峒”的原址，而生活在这里的峒民，在宋代时期被视为一个野蛮的民族，直至经朱熹开导而被同化进中原文化之中。

相传“峒”是以类聚族而居的社会，有其代表性的族徽，这种徽号，也有“图腾”之意。而蝴蝶峒民是巨石时代的遗民，妇女所梳的蝴蝶发式代表着当时的族徽或图腾。上世纪初，许多惠女梳的“大头髻”也有着蝴蝶的形状，尤其净峰、小岞的妇女在节庆之日所梳理的发式，与蝴蝶样子颇为相似，而其平日的发式，也犹如展翅的蝴蝶一般，因此当地人便有了惠女发式源于蝴蝶崇拜的说法。

除了形如蝴蝶的发髻，惠安女服饰在服饰色彩的追求上，也有恰似蝴蝶翅膀上的艳丽色泽，而惠女服饰时常出现如同蝴蝶造型一样的纹样，也为惠安女服饰源于“蝴蝶峒”一说提供的了依据。

讲解人：陈瑞卿（年过八旬的崇武镇居民）

关于惠女服饰与蝴蝶的关系，除了有听闻“蝴蝶峒”一说，我的祖父曾经谈到，我的祖母的老家在云南的蝴蝶谷，也就是大理的蝴蝶泉。祖母曾说云南当地有个传说，苗族的先民古代本来居住在江淮一带，那里江湖密布，河道纵横，而且枫木遍生，彩蝶飞舞。在这种环境下，出于那种原始的心理，先民们对繁盛的枫木和彩蝶产生了求同认亲和崇拜的意识。他们对枫木和蝴蝶进行了极具功利性的美化，并强调自身与它们有着血缘关系。苗族的先民认为，枫木变成了蝴蝶，蝴蝶又生出了人类的祖先姜央，然后才有苗族，由此，蝴蝶作为苗族先民心目中的母亲，便时常出现在苗族的服装之中，

而虽然崇武、山霞的惠安女属于汉族，但惠女头饰、服饰上时常出现的蝴蝶样子，也与云南当地的苗族先人对于蝴蝶的崇拜，颇为相似。

观点四

同用“咸水腔”，

惠女服饰似畲装

依据：方言、发髻、衣着

讲解人：张国琳（惠安县政协文史委主任）

在去年，当我前往漳浦、云霄、龙海三县市考察之时，在与一位畲族居民的交谈中，其与惠东地区居民相似的口音，也就是民间俗称“咸水腔”，引起了我的注意，翻阅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语言学家黄典诚在《崇武方言研究》，我找到了一段关于惠东的“咸水腔”的资料：其记录到闽南方言范围内还有漳浦（旧镇）和海南（文昌）两个地方，会使用此种发音的方言。

时间推移到唐宋时期，漳州的山区主要是畲族的聚居地，汉族仅居于沿海一带，但自明朝以后，漳州山区的居民，大多已认为自己归属于汉族。而从姓氏来看，学着傅衣凌曾在论文《元代畲姓考》中论述，元代闽粤赣边缘的畲族有50多个姓，但随着时代的推移，除了少数的姓氏，如钟、雷、蓝等仍为畲族，不少生活在闽南境内的姓氏已被并入了汉族中，但口口相传的方音，却一直保留下来。因此我也推测，也许在时代更替中，有不少的畲族后裔曾迁居到惠东地区，他们与当地人相互交流、融合的同时，也让自己所带来的畲族文化对当地人的生活、语言及着装服饰风格，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除了口音上的相似可待考证外，从惠女的装扮上，亦可寻找到一些畲族装束的痕迹，在厦门大学郭志超教授所著的《闽台民族史辨》中《畲族和汉族的关系及其社会文化变迁》一文之四《服饰》中曾有介绍说，畲族妇女服饰是其民族风俗的集中象征，发饰则是服饰的重中之重，而在古代畲族中，椎髻垂缨则是妇女们发饰的一大基本特点。另外，徐望璋《畲妇》也曾谈及，“复髻筠筒缀石珠”，这种头饰也被称作“高妆”，与惠安女的高髻颇为类似。

另外，同为畲族聚居之地的潮州之地，亦可寻觅到一些与惠女服饰的关联。早在《永乐大典·潮州府》之“风俗形胜”引《三阳志》、《三阳图志》残文中，关于宋元时期的潮州风俗，曾留下一段简要而珍贵的记载为：“其弊俗未淳，与中州稍异者，妇女敞衣青盖，多游街陌。”虽然其中对于“敞衣青盖”的记载十分简略，但若以惠安女的装束为参照物，便不难发现文中所指“敞衣”即是敞开着的上衣或上衣短小而露出肌肤，而“青盖”则为蓝色或蓝黑色的盖头。而据《畲族简史》中记载，惠东女服饰与畲族大同小异，男女推髻洗足，衣尚青蓝色，头戴竹冠蒙布等。因此，我亦认为，泉州惠安女服饰可视为“敞衣青盖”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