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俊文/图

寻，却不遇

2011年国庆，我踏上前往福建惠安的旅程，寻找那个曾在我心中留下深深烙印的影子。

在泉州，打听到惠安女生活在一个叫崇武的海滨小镇，便买票坐上开往惠安崇武的长途汽车。崇武到了。喧嚣充斥着耳膜，一群摩的迎面而来，热情询问要不要坐车到海边沙滩；街道两旁的电器商城正大声广播国庆优惠的广告；堵在路口的货车焦虑地按着喇叭，提醒行人避让。

我在寻找惠安女的影子，但只看到一位大妈穿着传统服饰站在三轮车上招呼乘客，零星有几位带着花头巾的老人提着菜篮子在人海中飘过，身旁行色匆匆的年轻女孩不是身着休闲装就是学生装，哪里还看得出半丝半毫惠安女的风情？

“哈哈，现在，我们惠安女一般都不穿传统服饰了，那个太麻烦，也不时尚。只有在偏远渔村里，35岁以上的女人才会保留惠安女的装束。”“好粥道”小店的老板娘笑着为我解惑。走出粥店，我并未死心，总想在散步时或者不经意间，碰上几个如照片女主角般的惠安女，但依然失望。

得，之于大岞

偶然闯入一家摄影小店，居然碰到了惠安摄影家汪洪波（他在惠安采石场拍摄的作品《梦呓》获得“中国第十四届国际摄影艺术展”金奖）。“去一个叫大岞的渔村吧，哪里也许有你想要的东西……”汪洪波这样告诉我。

第二天，我乘坐三轮摩托来到大岞。安顿后，独自到附近的港口转转，希望遇上什么，找到什么。远远的，看到一群熟悉的身影，她们和记忆中的景象那么契合。头戴的黄斗笠鲜艳，蓝花花头巾耀眼，黑色的大脚裤在海风吹拂下鼓胀起来。而此刻，她们正用柔弱的肩膀担起一方条石，艰难地向前挪动。这不正是我寻觅已久的惠安女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无来由地，我撒开腿疯跑起来。心中在说，快一点、再快一点，这样就能离我的记忆近一些，更近一些。

走到近处，我楞住了。出现我眼前的，不仅仅有着蓝色头巾遮盖住的柔媚，还有一群“摄郎”正端着“长枪短炮”对着惠安女们狂闪。“头低一些”“肩再抬高一点”“稳住、别动！”……这群来自台湾的摄影师们正指挥着惠安女们摆出各种劳作的姿势，用照相机塑造出一个个只属于他们的惠安女形象。抬石头拍完了，紧跟着拍锯木头，甚至还指挥两个女子站在沙堆上摆出犁田的造型。其实在这样的渔村里哪里还有田地可种呢？看着这滑稽的场景，刚才兴奋劲顿失。

悟，而后了然

我知道用不了多久，这样的形象就会出现在各大摄影杂志上，读者们会以为这就是真实的惠安女，并将自我的感觉宣扬开去，吸引更多如我一样的人上前找寻。我感到了困惑，我所寻找的、真实的惠安女倒底是什么样？亦或想象中的惠安女根本不曾存在？难道我看到的惠安女只是一群模特为迎合所谓艺术的需要而摆出的造型？难道所谓的艺术就是用造作的姿势来掩饰这个时代传统的虚无与流逝？那么我此行的意义又在哪里？

晚上，与惠安女创造艺术基地主持人张汉忠老师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讲到了自己这些年接待来自全国各地摄影创造团队的经历；也讲到了自己对惠安女这一形象被摄影家们误导、误传的困惑；更谈到自己对惠安女人的深刻观察与了解。“惠安女的存在与扬名并不是因为那身特别的装束，她们身上不可抵挡的魅力来自于千百年传承不变的品质：勤劳、贤惠与坚毅。现在年轻的惠安女早已脱掉了那身传统装束，但不能说她们就不是美丽的惠安女……”

如醍醐灌顶，我突然明白，原来自己一直被惠安女的衣着标签所束缚，受制于形，受惑于心。其实我早已将她们遇见，却蒙昧而不知；其实她们一直就在我身边，却视而不见。她们就是外出打工的小妹，殷勤而精明的老板娘，随着丈夫跑客运的阿姨……

第二天，我坐上离开大岞的三轮车，对面是一个年轻女孩，她看着我手中的相机，好奇地问：“你也是专程来拍我们惠安女的吧？”我微笑着点点头。“你还需要惠安女模特吗？我只要戴上头巾也很漂亮的，而且收费也便宜。”她游说我。我微笑着告诉她：“谢谢，我已经见过真正的惠安女了，你们真的很不错。”

外人类学、民俗学专家关注的课题。其来源有种种传说，目前尚无定论。据史料记载，清代中后期，惠东妇女上穿黑色或紫色长袖挖襟衫，下穿黑色大折裤。衣长、胸、腰背宽阔，下沿稍呈弧形外展，与清代流行的“大夫衫”（长式挖襟衫）类似。不同的是袖口偏窄，袖子接长，故名“接袖衫”又名“卷袖衫”接袖的用意十分有趣，为的是让新娘入洞房时提起长袖以遮掩一脸羞红；过了这日，才在长袖一半处翻卷逢住固定。到了清未“接袖衫”各部分略为收缩，衣沿弧度加长，臂围宽度加阔并向外弯展，腰围处的中式纽攀减少，两个连在一起，袖口绕蓝布边。领围上刺绣图案由简变繁，领根下方形色布改为三角形。胸、背中线两侧缀做两块方形黑色、深褐色绸布，其四边各镶接一块三色形色布，改称“缀做衫”。裤子为“大折裤”又名“大筒裤”，俗称“汉装裤”。